“旅游+”不是一场社会革命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旅游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三秦特聘教授
旅游+与互联网+的认知：不能置于同一层面
2015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马上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因而， “互联网+”成为当前社会最热的一个关键词。
由于“互联网+”在金融和物流领域的成功，人们进一步深化了“互联网+”在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认识，特别是一些传统产业，都想借助“互联网+”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此，在旅游业中利用“互联网+”来改造我国传统旅游业的经营模式、提升我国旅游服务能力、提高我国旅游服务质量，便成为旅游业界的一个重要共识。
根据艾瑞监测数据，2014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达3077.9亿元，同比增长38.9%。其中，在线机票市场规模为1930.7亿元；在线酒店市场规模为632.5亿元；在线度假市场规模为448.8亿元。我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放大的同时，以在线旅游为核心业务的市场主体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近年来，新型在线旅游企业如携程、去哪儿、途牛、艺龙、驴妈妈、同程等，已经成为我国旅游市场的重要力量，“互联网+旅游”的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近日，旅游学术界和旅游实业界深入讨论和实践“互联网+”时，我国旅游界又出现了一个新词汇——“旅游+”，如“旅游+地产”、“旅游+交通”、“旅游+农业”、“旅游+商业”、“旅游+媒体”、“旅游+咨询”、“旅游+互联网 ”、“旅游+教育”、“旅游+医学”、“旅游+演艺”等等，使之与“互联网+”形成对应。
“旅游+”的提出，立即得到旅游学界和旅游政界的响应，成为近日旅游领域热议的一个话题。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互联网+”与“旅游+”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和范畴：“互联网+”是技术与产业的渗透，“旅游+”是产业与产业的融合；“互联网+”体现了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旅游+”体现了人们消费现象的扩展与演化；“互联网+”是人类社会的一场变革，作为一种通用技术与100年前的电力技术、200年前的蒸汽机技术一样，将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巨大、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旅游+”仅仅是一场人们消费的变革。
因此，将二者的性质与意义置于同一个层面上去认识，不仅削弱了“互联网+”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不符合旅游发展的规律。
“旅游+”不是一场社会革命
我们认识社会现象基于哲学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象与规律认识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科学与技术。特定社会下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直接决定生产关系以及制度安排。
发源于英国而后波及欧美主要国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对人类社会的演进产生了空前深刻、巨大的影响，它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促使欧美诸国先后实现工业化，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进步和幸福。
工业革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了以前几个世纪的总和，使机器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和电力时代。在技术推动经济与效率提高的同时，工业革命也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因而也发生了转变，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推动城市化进程，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英国的工业革命从1760年开始至今已有255年了，在这200多年的历史中，以技术为先导的工业革命奠定了世界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然而，这种由工业革命形成的基本格局正在被逐渐打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信息革命正在形成，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的全球兴起与应用，正在日益改变着我们的社会、改变着我们的经济、改变着我们的思维以及改变着我们的行为。
“云+网+端”的新信息基础设施、大数据的新生产要素以及大规模、社会化的全新分工形态的新分工网络，形成了信息革命的基本框架，其框架的基础便是“互联网+”。“互联网+”体现了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互联网+”行动将以夯实新信息基础设施、提升原有工农业基础设施、渗透传统产业为指向，为中国经济实现转型与增长开辟新路。
因此，“互联网+”的过程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
在我国，“互联网+”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则造就了互联网金融快速崛起的奇迹。互联网金融将更有效地配置相对稀缺的金融资源、完善支付清算体系、推动征信系统的发展，并且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数据显示，阿里巴巴集团为3亿实名制用户建立了互联网信用档案，并广泛应用到各条业务线，支撑起了万亿级的电商交易规模。
“互联网+”与物流的结合使传统物流变得更加智慧与高效。随着现代管理科学技术等在物流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与物流业深度融合，都会对物流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促进作用。
如果说“互联网+”是决定未来走向的一场社会革命，那么，“旅游+”仅仅是旅游消费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从人类消费发展来说，人类的消费层次是从低级消费向高级消费不断进步的，如恩格斯所说“人的需要是由生存资料需要逐步向发展资料需要和享受资料需要发展的”。从消费的物化特征来说，人的消费是由实物性消费和服务性消费所构成，实物性消费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生存资料和部分发展资料的需要，而服务性消费主要是满足部分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消费从实物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的转变，标志着人类消费的升级与进步。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居民收入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重要变化。
198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6.9，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61.8，到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为35，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为37。恩格尔系数降低表明我国实物性消费开始向服务性消费的转变，其中旅游消费将成为城乡居民重要的消费内容。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生产和供给一直是以居住消费为核心的，移动消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移动消费的生产与供给短缺使旅游供给与需求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旅游+”的提出就是要求全社会与旅游相关的各个行业重视旅游消费问题，通过与旅游的融合来增加社会旅游供给总量，充分满足旅游消费的需要。
从旅游消费的特征来看，旅游消费是一种移动式消费，消费的实现需要一系列行业与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保障，“旅游+”的提出就是通过相关产业与旅游消费的融合，来实现旅游供给的增长。
因此，“旅游+”的问题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因为它不具有社会革命的要素，推动生产与社会革命的是科学技术，旅游不是技术，更不是生产力，仅仅是一种消费现象；“旅游+”也不是产业融合，它不是旅游产业与其它产业的融合，因为旅游产业是一个配置性产业，是一个以旅游消费为核心形成的相关产业的配置，凡是为旅游消费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产业，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旅游产业，如同外贸产业一样，凡是与出口有关的产业都可以称之为外贸产业。旅游产业边界的不确定性以及产业功能、企业商业模式的多样性，并不具有产业融合的基本特征。
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不在于对GDP的贡献比例，更在于其乘数效应
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的成长与发展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我国旅游的基本走向。认识这种阶段的性质和特点，对于我们把握旅游发展的方向至关重要。
可以说，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表现出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就世界旅游发展规律来说，旅游消费是在工业社会发育和成长，在后工业社会不断成熟和发展，当社会处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旅游消费也必然会出现几何式增长现象。
近几年，我国的旅游消费不论是国内旅游还是出境旅游消费增长都充分印证了这一规律。据统计，我国的国内旅游从1984年约2亿人次到2014年的36亿人次，增长了17倍。国民人均出游从1984年的0.2次到2014年的2.6次,增长了12倍。2014年我国内地公民年出境旅游首次突破1亿人次，达1.09亿人次，是1998年的12.94倍。
中国的旅游消费能力快速增长，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和最大的出境旅游市场。旅游消费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现阶段发展一个重要的力量。
二是我国社会经济进入新常态。相对于制造业的低速发展，我国旅游还处在一个高速发展阶段。2014年，我国的出境旅游增长了20%，国内旅游增长了10%，未来10年我国的旅游还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与旅游发展的常态所形成的态势差，必然会促使资源、资本和技术从制造业向旅游领域转移，形成以资本为代表的资源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旅游成为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的重要领域。
2014年我国旅游领域吸引直接投资达到6500亿元，未来三年我国旅游直接投资可以达到3万亿元，我国旅游将成为社会经济投资拉动的一个重要领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形成两个结论：社会形态的转型促进了旅游消费的增长，经济新常态促使了旅游投资的扩张。而消费与投资不足又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于是旅游便成为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现象，这不仅表现为媒体说旅游多了、大众说旅游多了、相关部门说旅游多了，更表现为国务院近期为发展旅游而密集出台相关文件和意见，其力度和频率是以往没有的。
如同一个孩子长期不受待见，突然受到家长的关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能会自我膨胀。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旅游没有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在经济新常态下的今天突然受到重视，我们就坐不住了，好像旅游发展可以解决我国社会经济的一切问题：旅游可以解决城镇化问题，旅游可以解决城乡差别问题，旅游可以解决地区不平衡问题，旅游可以解决三农问题，旅游可以解决外交问题，旅游可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旅游可以解决社会进步问题等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深层问题仿佛都可以通过旅游来解决，大有“旅游+国民经济”的味道。
当然，我不否认旅游在以上几方面所起的作用，问题是这些作用到底有多大，我们必须要进行基本的分析和研究，否则就会出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
在经济发达国家将非核心技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过程中，我国提出要将中国建成世界工厂，由此导致当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在旅游需求快速增长的形势下，社会对旅游业高度关注，我们从事旅游研究和旅游工作的人是不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好好思考一下呢？
最近，四川搞了一份研究报告，得出了四川省旅游业对全省GDP贡献超过15%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值得怀疑的。我并不清楚研究者确定的统计指标、统计范围以及统计方法，但是，根据经验分析，要得出超过15%的结论，可能会是在两个前设下形成的，一是将旅游产业的边界扩大至旅游消费边界；二是将旅游收入作为旅游增加值，基于这两个前设得出的结论，在理论上和统计实践上都是立不住的。
我想研究者得出这个结论其目的不在于统计研究，而在于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作用的重新认识。笔者认为，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不在于对GDP的贡献的比例，更在于旅游的乘数效应。201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30.7万亿元,2014年我国旅游总收入为3.2万亿元,据统计经验0.33折算增加值为1万多亿，仅占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
因此，在当前，旅游还没有成为我国消费和投资的主体，旅游还没有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的旅游发展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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